論熊十力的晚期經歷與思惟轉折——以新發現文獻為中間
作者：劉依平
來源：《孔子研討》2022年第4期
摘要包養心得：新發現的熊十力五篇佚文及相關史料表白，辛亥反動以前，熊十力曾應用“熊叔恒”“熊定中”之名參與晚清反動活動。亡命江西德安、湖北黃岡期間，曾假名“周定中”，暗寓鼎定華夏之意。辛亥反動以后，熊十力曾參與湖北反動實錄館的義務編修任務，發起了“政治研討會”等平易近間政治團體。他最早應用“熊十力”之名，不是學界凡是認為的1924年，而是1912年首度應用、旋即停用，1924年再次應用直至終身，其意涵也從晚期的“如來十力”轉向后期的“菩薩十力”。
關鍵詞：熊十力; 佚文; 經歷; 思惟;
作者簡介：劉依平，男，1981年生，湖南湘潭人，哲學博士，暨南年夜學文學院哲學研討所講師、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研討生導師，重要從事宋明理學、現代新儒學研討。
熊十力平生極富傳奇顏色。他曾作為武昌反動團體的主要成員，直接參與反清斗爭；脫離政治以后，又自我改名為“熊十力”，創造了新唯識論哲學體系，成為現代新儒家學派的重要開創者。對于熊十力的生平經歷尤其是晚期經歷，學界已有相當深刻的研討【1】，但由于文獻資料無限，近年來一向沒有獲得新的衝破。在修訂《熊十力選集》過程中，包養網評價我們發現了五篇佚文【2】，此中四篇為湖北實錄館征集的反動人物傳記，分別是《周定原事略》《魯俊英事略》《李載煦事略》以及《義士劉堯澂包養妹傳》。另一篇為短篇小說《地球末日記》，分高低兩部門刊載于1909年9月27、28日《漢口中西報》副刊《漢口見聞錄》。透過這些新發現史料，我們可以進一個步驟清楚熊十力辛亥前后的人生經歷和晚期思惟，并對學界成說提出修改和補充。
一、熊叔恒與湖北反動實錄館
1912年6月，在孫武、包養軟體張振武提議下，經副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洪同意，湖北反動實錄館成立，由謝石欽任館長、王葆心任總纂，專司彙集湖北辛亥反動史料并編撰《湖北反動實錄》，供北京國史館編寫中華平易近國史之用。至1913年8月，因反動黨人多參與反對袁世凱、黎元洪的“二次反動”，黎元洪遂以“從前反動偉人擁護亂黨頗多”【3】為名，命令斥逐實錄館。在此一年有奇的時間里，館中敦聘各省都督府、臨時議會、當局部門及軍事單位曾參與反清反動者為義務調查員，彙集調查史料500余件。
熊十力當時任湖北都督府參謀一職，正在實錄館敦聘之列。據《湖北反動實錄館登錄簿》，他也確曾以“熊子貞”的名義報送了九件文稿（詳下表），可證其為實錄館調查員無疑。但是據《湖北反動實錄館義務調查一覽表》，湖北都督府出任調查員者共計十四人，分別是都督府“參議”甘甜心花園緝熙、陳宏誥、高振霄、梅寶琦、丁仁杰、邢伯謙、鄭江灝、胡祖舜、朱樹烈、劉斌一、錢守范，“顧問”馮嗣鴻，“參謀”李青珊、熊叔恒——唯獨沒有熊子貞【3】。現武漢辛亥武昌反動紀念館所躲實錄館檔案，有《湖北反動實錄館照會熊叔恒請任義務調查》的函，也沒有致熊子貞者【4】。這不由令人懷疑，作為湖北都督府參謀的“熊叔恒”，與同樣擔任這一職務的“熊子貞”就是統一人。蓋熊十力本名升恒、字子貞，家中排行第三。傳統士人的名假如由兩個字構成（即“二名”），就可以用“昆季叔季”的排行字替換前一字，以構成本身的“字”。如黃岡軍學界講習社、日知會同道徐升淵，同時亦稱“徐叔淵”；1933年去世、曾任國平易近當局陜西省平易近政廳廳長的胡毓威，字“叔威”。準此而論，熊升恒亦可以稱“熊叔恒”。
當然，這一料想還需求更多文獻方面的支撐。我們將實錄館所收文稿中與“熊叔恒”“熊子貞”“熊十力”有關者列為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除李國楨、黃自強、上官發生三人《事略》作者不詳以外，田智諒、鄒燮斌、李文岳、方興、楊永章等人《事略》的作者都是其自己，報送者均為熊子貞。故熊子貞應當與此五人頗有來往，很能夠是作為義務調查員，他將實錄館征集反動歷史之事告訴諸人，傳主自己寫成文稿后，再交其報送給實錄館。也有一些文稿并非出自傳主自己之手，如魯俊英、李載煦、周包養違法定原三人《事略》。這三篇文稿的作者都是熊叔恒，報送者則分別為熊叔恒、熊子貞和傅廷儀。由此可見魯、李、周三人必定與熊叔恒熟悉，否則也不克不及請其代寫《事略》。
魯俊英、李載煦、周定原三人是何時與熊叔恒認識并結下反動友誼的呢？我們根據此三人以及鄒燮斌的履歷，推知當在1906—1907年之間：
魯俊英：清光緒甲辰，俊英渡江抵鄂，短服從戎。軍官以俊英儒者，命充隨營學生。翌年，考進陸軍特別學堂。【5】
李載煦：清光緒三十年，走鄂從戎。來歲，考進陸軍特別學堂。【6】
周定原：清光緒三十二年，投進工程營。三十三年，考選陸軍特別學堂信字齋，以最優等畢業。【5】
鄒燮斌：乙巳春，從軍于鄂。丙午，考升陸軍特別學校，由是與何改過、朱元成、熊叔恒、劉漢卿、邱介甫等友善。【5】
要言之，魯、李、鄒、周四人分別于1904、1905、1906年投進武昌新軍，又分別于1905、1906、1907年就讀于陸軍特別小學堂。四人此后的反動經歷各不雷同：魯俊英、周定原留在武昌，參與了辛亥首義；李載煦畢業后即被派往陜西代練新軍，任清軍工程獨立隊隊長，在西安起義時發揮了主要感化；鄒燮斌參與了1906年萍瀏醴起義，掉敗后進保定陸軍速成學校，旋即留學japan(日本)。是以，“熊叔恒”在1906—1907年間，也應當是鄂軍戰士或陸軍特別學堂學員，唯其這般才幹同時與魯、李、鄒、周四人結識并樹立反動情誼。而熊十力1905年“投武昌凱字營當一小兵”，同年冬天“考進陸軍特別學堂”【7】，往來軍營和學堂之間，以聯絡同道、密謀反動，直至19台灣包養06年5月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被偵破，始離開武昌。故熊叔恒的成分和在武昌的活動時間，與熊十力的反動經歷頗相吻合。
從魯、李、鄒、周四位傳主以及觸及到的人物來看，熊叔恒甜心寶貝包養網的反動交游以湖北籍為中間，且與日知會關系親密。魯俊英系麻城人；李載煦系孝動人；周定原是沔陽（今仙桃）人，日知會成員；鄒燮斌是漢川人；朱子龍（元成）系江陵人，日知會、聯盟會成員；何改過（見田）是黃岡人，日知會、聯盟會、黃岡軍學界講習社成員；邱可珍（介甫）系黃岡人，日知會、黃岡軍學界講習社成員；劉漢卿籍貫不詳，系日知會成員。武昌反動團體多以籍貫、職業為紐帶締合同道，一如論者所言，“在本質上還是處所性的”【8】。準此而論，能為魯俊英、李載煦、周定原作傳，且與鄒燮斌相善的熊叔恒，自己極有能夠為湖北人士，且亦為科學所、日知會、黃岡講習社同仁。新發現的短篇小說《地球末日記》證明了這一點。這篇小說的作者為熊叔恒、何改過，而何改過恰與熊十力為少年反動摯交。據熊十力所作傳記，二人晚期反動經歷如下：
1901年，熊十力與何改過、王漢相識。
1903年，熊、何、王同赴武昌。熊投身武昌新軍，王、何則往來于各學堂與新軍間，先后結識宋教仁、呂年夜森、劉靜庵、張難先、胡瑛、李四光同等志。
1904年，何改過參與發起了科學補習所，密謀反動。
1905年，王漢謀刺清廷親貴鐵良掉敗逝世難，劉靜庵等組織日知會，何改過為主要干部。
1906年，熊十力與何改過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聯絡軍、學二界以謀反動，至同年5月事敗，熊、何先后亡走江西、湖北之間。
1910年，何氏以貧病去世，得年二十九歲。【9】
要言之，何之反動經歷即在1901—1910年之間，其反動交游亦始終圍繞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和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而展開。故“熊叔恒”要與何見田結成摯友，只能在這一時期的反動團體中。但在科學補習所、黃岡軍學界講習社、日知會同道名錄中，卻只要熊十力而沒有熊叔恒8。借使倘使沒有這些反動團體的資歷，熊叔恒又若何能與何見田結為伴侶，又有何資格于辛亥以后徑進湖北都督府參贊機要呢？只要當熊叔恒就是熊升恒（熊子貞），曾參與科學補習所、日知會、聯盟會，并親自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這一迷惑才幹獲得公道的解答。
歸納綜合而言，熊叔恒與熊十力均為湖北都督府參謀，均參與了湖北反動實錄館義務調查任務，均有鄂軍或陸軍特別學堂的人生經歷，反動交游均以湖北籍為中間，且“叔恒”實即“升恒”之名加上排行字而成——凡此種種，可證明“熊叔恒”恰是熊十力在辛亥前后所應用的另一個表字。他以“熊叔恒”之名，1909年與何改過配合發表《地球末日記》；1912—1913年擔任湖北實錄館義務調查員，聯絡多位同道并撰寫《魯俊英事略》《周定原事略》《李載煦事略》等人物傳記，為辛亥反動史供給了第一手史料。這些佚文和軼事，豐富了我們對熊十力辛亥前后反動經歷的認識。
二、發起政治研討會
平易近國成立以后，參與武昌首義者往往過分夸年夜本身在反動過程中的感化，故實錄館征集的史猜中，充滿著“攘臂言功之作”【10】。而熊叔恒所作三件《事略》，以及熊子貞報送的九件文稿，卻有一個配合的特征，即表達了傳主的謙退之志：
周定原：“決意辭職，力請出洋留學，為改日建設平易包養網評價近國之一助云”。【11】
李載煦：“南北混一，（李）載煦稱疾歸田，識者稱之”。【11】
李國楨：戰后不求優職，“人多以李排長不急于仕進稱之”。【11】
李文岳：“年夜局定，人多以功據權要，（李）文岳獨守分”，“生平庸泊自適，遇權貴趾高氣揚者，多面叱之”。【11】
方興：“嘗語胡襄曰：‘異日功成，吾輩當如綿上介推，耕釣自適。’其淡于名利，蓋素願然也”。【11】
楊永章：“終淡仕進，銳意于學”。【11】
觀其友而知其人，熊叔恒抑或熊子貞也必定具有功成弗居的胸襟。惟其這般，熊叔恒才會特別強調周定原、李載煦的謙退之操；亦只要這般，熊子貞才會與上述諸人訂交友善。事實上，在辛亥前后的各種檔案資料中，熊叔恒都稱得上銷聲匿跡，除實錄館檔案以外，僅在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躲“政治研討會”檔案中出現過一次。
這份檔案包含《政治研討會宣言書》和《政治研討會簡章》兩份文件。據這些史料可知政治研討會的組織經過和主旨目標。平易近國六年（1917）除夕，由197位辛亥反動參與人、社會賢達、專業人士發起，以武昌城內小箭道街十一號為事務所，成立了政治研討會。在近兩百名發起者中，石瑛（排名第一）、蔡濟平易近（第二）、宛思演（第三）、劉子通（第五）、龔國煌（二十三）、李四光（二十四）、馮年夜樹（三十五）、熊持中（三十六）、張海濤（四十一）、熊子襄（五十八）、童澍（七十五）、童愚（七十六）、查光佛（一百四十九）等，都曾經參與過黃岡軍學界講習社、科學講習所和日知會【12】。由此可見，政治研討會應當是以上述武昌反動團體成員為主體、進一個包養違法步驟接收有志于改進政治者而成立的。而在所有的發起人中，熊叔恒排名第七，可知其必為研討會的首倡者和重要人物，且與這些反動團體成員關系親密。
《宣言書》針對平易近國樹立五年以來財政奇窮、百孔千瘡、人才缺少、武健陵人、平易近德墮落、平易近智未發、內政廢弛、交際危逼等種種急切情況，從三個方面探討其緣由并謀求解決之道。一是各種專業人才散處四方，無法發揮協力，故盼望以政治研討會為橋梁，“聚集眾才，凡諸平易近生、財政、內治、交際所當培養補濟者，各隨才智之短長，逐一取而為具體之研討”，為官則將研討結果化為年夜政方針，處野則構成輿論以誘導行政。二是平易近國以后，反動黨人中的理論派“求進太銳，于國情風俗容未深洽”；實踐派則手無寸鐵，亦無法與豪強相對抗，于是均為奸雄所裹挾，故盼望通過政包養行情治研討會“以本身團結sd包養之實力，發舒本身之政見，以憑借他力引為年夜戒”。其三，“舉凡別人良法美制行之已獲富強之效者，而師行吾國弊竇叢生，將在在而轉為禍亂之階”，考其緣由，在于“晚世人心風習之敗壞于黨人政客之言行之包養網評價所影響者”，故盼望通過政治研討會，鼓舞同仁的品德精力，從而“勵躬行、立人極，扶衰起敝于膏盲錮疾，所以濟政治法令之窮者”【13】。軌制設計層面，《章程》規定政治研討會“以擁護憲法，研討政治上主要問題，準備政策，以期實行為主旨”；重要吸納“有政治學識者”“有行政上之經驗者”“曾在處所辦理公益事務有三年以上之成績者”以及“其他具有各種學識經驗者”為成員。同仁研討所得結果，一方面“編成雜志公世”，另一方面則構包養網ppt成“完美政策建議于議會及當局”【3】。不難看出，政治研討會的組織創建，是由于以武昌首義同道為主體的一批反動者不情願投機分子爭權競利、北洋軍閥竊取反動結果，亦不情願《中華平易近國臨時約法》懸之高閣、淪為虛文，故采取“立品當局之外，研討具體問題”的方略，亟思有以推動政治的良性發展。政治研討會對時局的認識與批評，也頗可以在熊十力此時甚至之后的見解中獲得印證。如在1916—1917年間所作的《某報章序》中，熊十力抨擊當局施政，“平易近國五年之間，各種軌制，各種人物，無一不經試驗，而無一可加然否”【14】;1917年末，他批評反動者缺少品德品行，“深覺吾黨人絕無在身心上作功夫者，若何撥亂歸正”【15】；甚至1947年總結平易近國政治教訓，也說：“平易近國垂四十年，反動不知幾度，吾總覺反動不難，反動而能建設誠難之又難，此非留意養才不成也。”【16】概言之，熊十力將平易近國政治墮落的緣由，歸結為建設無成、不重視培養人才以及部門反動黨人的廉恥道喪，這些觀點均與《宣言書》分歧，這就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熊叔恒即熊十力自己。而發起政治研討會這一佚事，也成為熊十力棄政向學的人生轉折過程中一個主要的中間環節。從1912—1913年，熊十力積極參與平易近國軍事、政治活動；到1917年，與辛亥同道發起政治研討會，冀圖置身當局之外、研討具體問題以裨益政治；再到1918年完整棄絕政治、轉而矢志學術——熊十力的晚期思惟，呈現出逐漸加入政治、朝向學術的發展軌跡。
熊叔恒即熊十力，這也轉而為考核其辛亥以前的活動供給了線索。賀覺非師長教師回憶熊十力原名“定中”【17】；郭齊勇傳授則指出，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被偵破后，熊十力先逃至江西德安，后于1908年“前往故鄉黃岡，更名換姓為周定中，在百福寺白石書院孔廟教書”【18】。以上兩說仍有可以修改、補充之處。第一，“定中”并非是熊十力的原名，而應當是其赴武昌參與反動期間所取的一個假名。蓋熊氏一族參與反動者，除熊十力而外，還有熊持中、熊持危兄弟二人。據熊持中自述，這個名字是他與同學“赴省投筆從戎均在新軍進伍”時所取，“寓維持中國之意”【19】。準此，熊師長教師也極有能夠是在從事反動活動時為本身更名“熊定中”，以寓肅清夷氛、安寧中國之意。賀覺非年夜約是從首義同道處得知此名，且誤以為系熊師長教師原名的。第二，假名“周定中”則與反動密友周定原有關。依據熊叔恒所作《周定原事略》，可以推知熊十力與周定原來往頗深。故其避難鄂、贛期間變名“周定中”，與“周定原”合起來恰是“定鼎華夏”之意！熊師長教師藉此宣示，其絕不因困厄而稍隳反動之志。而1909年的《地球末日記》的發表，則表白熊、何二人在離開武昌以后，雖不克親身組織反動活動，但或許仍以通訊的方法與反動中間堅持聯系。惟其這般，反動爆發之際，久居僻鄉的熊師長教師才幹敏捷參加黃岡光復活動，并隨后被反動同道征召至武昌。
總之，辛亥以前，熊十力曾用“熊定中”之名參與反動活動，也曾假名“周定中”迴避偵稽；辛亥以后，又以“熊叔恒”的名義發起政治研討會。以上兩點補充了我們對熊十力晚期反動、政治活動的認知。
三、“十力”之用舍與兩重意涵
有關熊師長教師自我改名為“十力”一事，學界存在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出自郭齊勇、景海峰，他們認為此事發生在1924年20，并謂“‘十力’是佛典《年夜智度論》中贊揚佛祖釋迦牟尼的話，比方佛祖有超群的聰明、廣年夜的神通和無邊的氣力”【21】。另一種說法出自羅義俊，他認為熊師長教師更名事在1920年，且“十力”乃是別號而非正式的名字【22】。佚文《義士劉堯澂傳》的發現，則表白更名之事遠早于此，其意涵亦有早、晚兩期之分歧。
《義士劉堯澂傳》出自湖北反動實錄館，傳主劉堯澂即劉復基，湖南常德武陵人，在japan(日本)期間，經湖南桃源宋教仁介紹參加聯盟會。返國后，結識劉敬庵、張難先，參加日知會。與宛思演、何海鳴、查光佛、詹年夜悲等辦反動機關報《商務報》于漢口。后更名汝夔，投身軍中，與蔣翊武、查光佛、唐犧支、何海鳴等組織文學社。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后，任反動總機關參議并駐社辦公。1911年10月9日，反動總機關被偵破，多名反動黨人被捕，劉堯澂、彭楚藩、楊洪勝三人被斬首殺害。武昌新軍反動黨人聞訊倉促發動，于是有武昌首義之爆發。本日武漢猶有“彭劉楊路”，以紀念三義士激成反動之功。《義士劉堯澂傳》末尾的題名為“中華平包養感情易近國元年十月，黃岡熊十力子真撰”【23】。這是一個很是正式、完全的題名，涵括了寫作時間、作者籍貫、作者姓名等主要信息。並且從構詞方法來看，“熊十力子真”是“姓、名、字”的傳統書寫格局。故而盡管是孤證，但這一題名仍可視作一則明確的書證資料【24】，證明至多在1912年，熊師長教師已有改名之舉，且“十力”二字是名而不是號。但現有文獻也表白，1912年以后，熊十力之名僅此一見，直到1924年12月撰寫《廢督裁兵的第一個步驟——致〈現代評論〉記者》一文，才再次應用【25】。
熊師長教師于1912年更名為“十力”，說明其在此之前就對佛學有所清楚。學界對熊十力1920年進支那內學院以后的學佛經歷，以及其思惟與年夜乘佛學之間的關系，研討比較詳盡。而熊叔恒、何見田1909年發表的《地球末日記》，則反應了熊十力對佛學的晚期認識。該文設想了12萬5千年以后，地球內部的包養網ppt熱力行將乾涸，萬有之形、相、聲、色，一切皆為冰雪封埋，人類也僅剩12萬人，湊集于非洲“年夜同會館”中，漸漸待斃。突然有金星人、日球人降至，他們是地球殖平易近者的后代——10萬年前，由“倡真我之教、發年夜同之聲”的黃種人倡議，聚集地球之所有的兵器熔鑄成唯一一座超級年夜炮，將人置于空心炮彈中發射至外星，又經數萬年生息繁衍以后，于是有了金星人、日球人。他們將殘余人類迎接至日球內部，從而延續了地球文明。這篇小說中蘊躲著反戰思惟、平易近族思惟、年夜同幻想以及對真我的追尋，均與熊十力的一貫主張相吻合，故系自己親作無疑。更主要的是，這篇小說并非普通意義上的“幻想小說”或謂科幻小說，同時也是一篇反應年夜乘佛學觀念的哲理小說。小說末尾附有一則“著者附記”，明確表現：“篇中以地球末日之慘狀，喻人眾欲如在地獄之苦；以乘炮彈通星球，喻英勇精進；以金星喻明覺心；以日球喻真空；以由金星至日球，喻常惺惺乃底于真空位位也”，純是“以物理喻空理”的一年夜寓言【26】。準此而論，至遲在文章發表的1909年，也就是熊師長教師流浪贛、鄂期間，他已對年夜乘佛學有了較深的清楚，且藉以對自我身心、人類社會前程命運作出思慮。可見其1912年的改名之舉，自有思惟理論的源頭。
“十力”在釋教經典中在在可見，但其含義卻有兩種：一種是“如來十力”或謂“世尊十力”，另一種是“菩薩十力”。同時包養金額提到兩種“十力”的釋教典籍，則是《年夜智度論》，熊十力也最重視這部經典，平生窮研不止。如他曾致信湯用彤談讀《智論》的體會，曰：“鎮日不起坐，思維空義，豁然廓然，若有所掉（如撥云霧），若有所得（如見彼蒼），起坐覺身輕如游仙。”【27】1947—1948年，六十多歲的熊十力還連續發表了《讀智論偶鈔》《讀智論鈔》等文，可包養金額見此書對熊十力思惟影響之巨。今將是書所列兩種“十力”對舉如下：
佛已迄于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果地，所以如來十力是遍知遍見、圓滿具足的，其力皆為利濟眾生之用。菩薩已證自覺、覺他，然猶未迄覺行圓滿之境，故菩薩十力乃是少分知、有所限量，于利生之同時，還當自求證果。而1912年熊師長教師初度為本身改名時，是在何種意義上應用“十力”之名的呢？1911年臘月，吳昆、劉子通、李四光、熊十力為慶賀光復，相會于湖北雄楚樓。四人發抒心志，順次揮毫，熊師長教師寫的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八個年夜字【28】。在釋教傳說中，這八個字恰是如來降生時口中所宣。蓋辛亥反動顛覆帝制，締造平易近國，反動黨人咸信任國族從此得以重振、國民由是得以改過，這恰是年夜雄十力尊才幹成績的無上事業。熊十力此時以世尊自況，恰是為了抒發本身作為辛亥元勛的激情。故數月后，他以“熊十力”之名撰寫《義士劉堯澂傳》，亦當以“如來十力”為其內涵。
但是勝利激情并未維持多久，部門反動黨人和投機反動者攘臂爭功、競權奪利，袁氏竊據國柄、二次反動掉敗等事，令熊十力倍包養平台感掃興。或許恰是在這種情緒的感化下，“十力”之名只在1912年擺佈應用了短短一段時間。熊十力一方面不情願反動掉敗、中華平易近族始終沉淪、舉國高低無生人之氣，另一方面則自覺非事功之才，故自遠于政治，轉向學術一途。在窮十年之功、極研華梵哲學之后，他終于醞釀出學術思惟上的宏大衝破。1923年《唯識學概論》甫寫就之際，他對向來所宗之舊唯識學產生了最基礎性的懷疑，“平易近十一授于北庠，才及半部，翌年，而余忽盛疑舊學，于所宗信極不自安，乃舉前稿盡毀之”【29】。與此同時，他“本諸其所自見與自負”【30】，苦心孤詣地營造出新唯識論哲學體系。他堅信本身的新唯識論哲學，足以為中華文明重立年夜本、重辟年夜源，從頭貞定平易近族文明之主體性并“導人群以正見”【31】。恰是在此過程中，他的文明性命也從頭覺醒、暢達，遂有1924年重拾“十力”之名的舉動。而自覺、覺他恰是菩薩之果地，故此時“十力”取的是“菩薩十力”之義。
事實上，熊十力及其友朋門生也確實是在菩薩果地上懂得“十力”之名的。如1932年《新唯識論》簽名為“黃岡熊十力造”，嘗從熊十力問學的王元化就說：“他在本身著作上簽名黃岡熊十力造，頗惹起一些議論，因為在印度只要被尊為菩薩的人才可以用這種說法，據傳他也曾經自稱熊十力菩薩。”【32】胡曉明指出，這個“造”字有兩重含義，即“造謂作新”與“唯有菩薩方可以‘造’佛經”【33】。只要將這兩層含義統合起來，才是熊十力所包養甜心網用之“造”。蓋此處所謂的菩薩并非宗教意義上的偶像，而是學術意義上闡發新義理、開創新學派者之尊稱。如龍樹菩薩之造《中論》《年夜智度論》《十二門論》，提婆菩薩之造《百論》，以開年夜乘空宗；無著菩薩造《攝年夜乘論》、世親菩薩造《唯識論》，以開年夜乘有宗等。換言之，惟有菩薩方能造論，亦只要造論方能稱菩薩。熊十力既不滿于無著、世親之學，而力圖自造學說，也就在智識甜心寶貝包養網和體悟上，自況于無著、世親一流；而其造《新唯識論》的目標，就是要在理論上“繼述年夜乘菩薩之志事”【30】；其自署“熊十力造”，亦非一種淺薄無聊的傲慢之舉，乃是自負《新唯識論》足以“包舉中印，而針對西洋以立言”【34】，樹立其東方的、一元的唯心論，卒開創一個新的學術門戶，故而敢言“本書于佛家，元屬做作”【35】。而當他致信馬一浮，感謝其為《新唯識論》作序，也說：“序文妙在寫得不誣，能實指我現在的行位。我還是察識勝也，所以于風行處見得剛好。”【36】行位即修行所證之果位，察識即明智思維，此語也包養意思表白熊十力的自我評價乃是與造論之菩薩同功的。
總之，熊師長教師1912年頭次應用十力之名，用“如來十力”之義；而1924年再度啟用這一名字并卒以名世，則是在“菩薩十力”的意義上講的。十力之名的最後應用、停用到再次啟用，正表征著熊師長教師建台灣包養網設平易近主政體之反動激情，由熾轉淡、沉潛輾轉之后，復趨向重建文明主體一途，終于再次暢發的性命經歷。
四、結語
本文依托《李載煦事略》《魯俊英事略》《周定原事略》《義士劉堯澂傳》和《地球末日記》等新發現史料，討論了熊十力辛亥前后的姓名字號、晚期經歷與思惟轉折，由此可以構成兩點結論：
第一，辛亥前后所用字號。綜合湖北實錄館檔案、政治研討會檔案和報章文獻，從交游、組織、思惟等多個維度加以判斷，可以認定三處出現的“熊叔恒”均為熊十力自己。這一表字因其本名“升恒”、排行第三而得來，應用時間當在1909年至1917年期間，應用場景與武昌反動團體有關。辛亥以前，他也曾應用過“熊定中”之名，并于亡命鄂、贛期間假名為“周定中”，這一名字與族弟熊持中、摯友周定原相配，有“定鼎華夏”之意。1912年，他取《年夜智度論》“如來十力”之意，自我改名為“十力”，以寓其締造平易近國、重開六合的激情，旋因對反動掃興而棄置不消；至1924年樹立新唯識論體系時，才再度應用并卒以名世，其含義也變為象征聰明思維的“菩薩十力”。
第二，辛亥前后的事跡與思惟。1909年《地球末日記》一文，表白熊十力此時頗留意年夜乘佛學，并借以根究人生哲學、人類社會和文明的未來發展，吐露出鮮明的反戰思惟、平易近族思惟、年夜同幻想以及對真我的追尋。1912年至1913年期間，曾參與湖北反動實錄館義務調查員任務，為劉堯澂、李載煦、魯俊英、周定原等反動同道作傳記。1917年，作為排名第七的發起人，與武昌反動團體舊同道一道創立了政治研討會，冀圖立品當局之外、研討具體問題，從而誘導平易近國政治良性發展。
“十力”一名的最後應用、停用以及再次啟用，及其前后兩期含義之分歧，可以發現從反動到革心、從建設平易近主政體到重建文明主體，熊師長教師性命精力經歷了激揚、沉潛、發越的階段性變化。而熊十力因應時代問題，千回百折，矢志向前，最終闡明中華平易近族文明之包養違法真性、為中華平易近族之不受拘束平易近主謀求堅實基礎的種種艱辛盡力，亦穿透歷史的重重迷障，變得愈發清楚。
注釋
1 對熊十力晚期經歷研討最深刻、描寫最準確的，當數以下三本著作：郭齊勇：《六合間一個讀書人：熊十力傳》，臺北：臺灣業強出書社，1994年；郭齊勇：《熊十力傳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13年；景海峰：《熊十力》，臺北：東年夜圖書出書無限公司，1991年。
2 佚文指《熊十力選集》未收之文。
3 中國國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暨武漢市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討所、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市包養價格檔案館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武漢：湖北國民出書社，1983年，第618,586-590頁。
4 《湖北反動實錄館照會熊叔恒請任義務調查》（檔案編號：WJF332），現存湖北省檔案館。
5 《周定原事略》的報送人一欄，稱“傅廷儀介紹”，似乎是由傅廷儀口述、館中編輯執筆的。館中編輯能否即“熊叔恒”，抑或是“熊叔恒”與傅廷儀各報告了一篇《周定原事略》，則不成知。
6 中國國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暨武漢市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討所、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市檔案館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中），武漢：湖北國民出書社，1982年，第658,499,364頁。
7 《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第263頁。
8 《熊十力選集》第四卷，武漢：湖北教導出書社，2001年，第425頁。
9 張玉法：《清季的反動團體》，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第422,387-406短期包養頁。
10 《熊十力選集》第一卷，第16-17頁，《熊十力選集》第四卷，第153-157,159-161頁。
11 中國國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暨武漢市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討所、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市檔案館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上），武漢，湖北國民出書社，1981年，第2頁。
12 《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中），第502,263,457,439,208,429頁。
13 還有一些發起者的姓名與已知武昌反動團體成員姓名很是近似，如發起人易肇羲與日知會成員易本羲、發起人金緘三與日知會成員金封三等，均疑為統一人。由于別無旁證，此處存而不論。
14 張黎輝、蔣原寰、王文彬、岳宏、張茂鵬編：《北洋軍閥史料·黎元洪卷》（10），天津：天津古籍出書社，1996年，第764-769,769-771頁。
15 《熊十力選集》第一卷，第19-20頁。
16 《熊十力選集》第四卷，第425頁。
17 《熊十力選集》第五卷，第215頁。
18 《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第650,654頁。
19 郭齊勇：《熊十力傳論》，第12頁。
20 熊持中：《憶昔參加武昌首義經過》，《湖北文獻》（臺灣）1993年第1期（總109期），第1-2頁。
21 郭齊勇：《熊十力傳論》，第2頁；景海峰：《熊十力》，第249,277頁。
22 郭齊勇：《熊十力傳論》，包養故事第33頁。
23 羅義俊：《新儒家傳略》，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1991年，第591頁。
24 《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中），第315-316頁。
25 根據《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編輯說明》，包含《義士劉堯澂傳》在內的文獻，于1913年實錄館閉幕后，由原館長謝石欽保管。1956年謝氏去世后，這批資料先包養站長后被移交武漢文史館和湖北省政協，并于1958年轉由湖北省博物館加入我的最愛，直到1981年才根據原件收拾出書。故基礎上可以確定“十力”二字系1912年10月所撰原稿中一切，不是后人羼進的。
26 《熊十力選集》第八卷，第43頁。
27 熊叔恒，何見田：《地球末日記》，《漢口中西報·漢口見聞錄》1909年9月27日，1909年9月28日。
28 《熊十力選集》第四卷，第47頁。
29 郭齊勇：《熊十力傳論》，第13頁。
30 《熊十力選集》第二卷，第9頁。
31 《熊十力選集》第五卷，第116,1包養意思73頁。
32 《熊十力選集》第一卷，第659頁。
33 王元化：《熊十力二三事》，《清園文存》第二卷，南昌包養網站：江西教導出書社，2001年，第398頁。
34 胡曉明：《從〈十力語要〉看熊十力哲學的存在感觸感染與學術性情》，《華東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6期。
35 熊十力：《致郭沫若》（手稿未刊），北京郭沫若紀念館躲。
36 《熊十力選集》第三卷，第8頁。
37 《熊十力選集》第八卷，第388頁。